那一年，红星电影院从县政府门口搬到我们家附近，是我们童年最兴奋、最自豪的事情。因为这次搬迁，电影院距离我们家更近了，几乎成了我即将上中学的县中隔壁邻居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婶娘在电影院工作。那个年代，拥有这样一个亲戚，是件幸运至极的事。
红星电影院的新址落成，恰逢我从小学升入初中的过渡时期。搬迁之前，我常常需要走一段大街，那时新址周围堆满了刚采集的黄石，这些原本属于农田和市河的地方渐渐被填平。那个我常走的龙头桥也因此消失了。走到文亨桥贤俊街，再斜插过去，就能看到红星电影院正在建设中的红砖高楼，整座建筑一天天变高。我记得从小学开始，就无比期待这个新影院的开业。比起之前的老红星电影院、光华戏院、浮桥头的长江电影院，新红星电影院显然要大得多，气势磅礴，简直是个巨无霸。
展开剩余81%我常偷偷地从北侧的外楼梯溜进去，意外发现电影院竟然有二楼。那西北侧的一角几乎有三四层楼高，看到楼房渐渐完工，电影院外的广场也开始成型，显得更加宏伟。随着建设的进展，周围的建筑也开始拔地而起，特别是对面新建的房屋，西侧那条十字路口形成的交汇点，高大的鸿渐桥正巧位于十字路口的中心。我的记忆里，红星电影院是第一个开业的，随后人民中路、新华书店、前进副食品商店、芙蓉饭店、江阴饭店等，才陆续完善起来。
红星电影院开张时，我还在小学四年级，因此并未亲眼目睹盛大的开业典礼。然而，一部电影的上映，却让我与这座崭新的影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就是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在那个年代，好的电影极为稀缺，文革前的许多经典影片几乎都被禁映，新的电影更是凤毛麟角。那时，《闪闪的红星》几乎是唯一一部能够轰动一时的好电影。相反，阿尔巴尼亚、朝鲜、南斯拉夫等国的电影时常出现在电影院荧幕上，而《卖花姑娘》引发的轰动却是超乎想象的。那几天，红星电影院门口几乎成了人山人海，几乎所有的学校、企事业单位都被组织来看这部电影。
而且，这部电影的口碑极高。即便我们这些学生也听说了，观众看完这部电影，眼泪往往止不住。因此，大家纷纷准备了手帕。作为一个男孩子，我对流泪这事不以为然，抱着不屑的态度去看了，结果竟然一点泪水也没有流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这部电影确实打动了我，不是因为它的情节，而是里面的几首歌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那三拍子的旋律，竟然能演绎得如此完美，让我这个当时喜欢唱歌的少年一时迷上了它。我已经进入初中，也开始尝试拉二胡、拉小提琴，虽然技术还不成熟，但我所选的练习曲，必定是《卖花姑娘》的旋律。
事实上，我拉琴时完全不需要看谱，甚至根本不懂谱子。学校里的音乐课从不教授乐理，最多就是唱唱歌。因此，我的琴技最擅长的就是不用谱子弹奏。直到高一那年，我加入了红卫兵团团部。团长朱小飞知道我喜欢《卖花姑娘》的音乐，竟然把她手抄的歌谱送给了我。她哪里知道，这些歌谱对我毫无用处，不过也正是那时，我开始接触了谱子的知识，这大概就是《卖花姑娘》给我带来的“音乐启蒙”。
《卖花姑娘》确实曾红极一时，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地放映，早到深夜，一场接一场，打破了江阴的电影播放记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部电影的编剧竟然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，难怪所有单位都组织观看，原来这还是一项政治任务。
然而，红星电影院真正的“辉煌时刻”出现在1978年。那一年，影院播放了禁播多年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。越剧在江阴人心目中，与锡剧并驾齐驱，是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。而越剧版的《红楼梦》，更是大多数女性心中的经典之作。加上上海的影院已经进行过连轴放映，江阴的放映自然受到了强烈影响。于是，电影票一票难求，电影院北侧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龙，甚至连票都预售到十天之后，仍然供不应求。为了满足需求，影院开始增加早场、深夜场，甚至是凌晨场。我那时正好是在等待高考结果，每天见到电影院门前的长龙队伍，印象深刻。最有趣的就是，乡下的人组团来观影，拖拉机一辆接一辆，像大检阅一样浩浩荡荡驶来，车上坐满了女人，气氛热烈得让人难以忘怀。
那几天，简直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天下，电影中的音乐铺天盖地地在小巷里回荡。我亲眼看到邻家的大妈看得泪流满面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看早场，甚至几天后，她还忍不住继续熬夜去看。类似的“大妈”几乎遍布整个江阴。与此同时，红星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累得几乎趴下，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虽然辛苦，却也得到了丰厚的奖金和更广泛的人脉积累。这大概是红星电影院开业以来，最辉煌、最人气爆棚的一段时光。
正是这场轰动一时的《红楼梦》，让我也喜欢上了越剧音乐。我的二胡和小提琴也成了《红楼梦》经典曲目的练习工具。即便是台词，我也能记得一清二楚。到了1981年，我被分配到南通河运学校做老师，负责学校的文艺宣传工作，在一次学校的文艺汇演中，我竟然为一位来自苏州的女学生伴奏《红楼梦》。那时，我虽然依旧不识谱，却能轻松演奏。这一切，都要感谢红星电影院的《红楼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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